異而議:如何減少報復社會的犯罪行為-葉匡政 獨立學者
201407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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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杭州公交縱火案這類報復社會型犯罪,越來越多。
杭州警方通報,7月5日發生在杭州的公交車燃燒事件係人為縱火案件。警方已查明放火嫌疑人為包來旭,男,1980年3月出生,漢族,初中文化,甘肅漳縣石川鄉人,近年在浙江多地暫住落腳。7月5日早上,包來旭從義烏到杭州,當天16時09分從7路公交車靈隱站上車,17時03分包來旭點燃攜帶的類似「香蕉水」的可燃液體,致車廂內迅速起火燃燒,造導致32人受傷,重傷15人。犯罪嫌疑人包來旭也被燒成重傷。
對犯罪嫌疑人,警方目前未披露更多的信息,我們也無法了解他的犯罪動機。但聯想到此前廈門公交焚燒案的陳水總,成都公交縱火案的張雲良,估計處境也有相似之處。不過,杭州公交縱火案發生的時間有些特殊,5年前的這天,新疆烏魯木齊曾發生7.5事件,兩者不知是時間的巧合,還是另外想表達什麼。
如今,像杭州公交縱火案這類報復社會型犯罪,越來越多。這表明大陸進入了社會矛盾高發期,官員與司法腐敗、行政不作為、地方政府 與民爭利、分配不公、貧富差距、環境糾紛、強拆徵地等,都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溫床。從屠殺南平實驗小學小學生的鄭民生、製造撫州連環爆炸案的錢明奇,到公交車縱火的張雲良、陳水總、包來旭,都是生活在底層的弱者。在這些慘案發生前,沒有任何跡象表明,他們會變身為屠害無辜生命的殺人狂。
不可否認,這些人可能存在著不同方式的人格障礙,或認知方式極端,或情感冷漠,或性格封閉,但共同點是生活貧困,對未來無望。從行為方式看,他們不是屢屢進行這種報復行為,而是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階段。一旦社會給他們的相對剝奪感,超過了一定限度,或挫折累積得時間過長,使他們完全絕望或仇恨整個社會時,才會引發這種攻擊社會的惡性暴力事件。然而,他們並不是「冤有頭,債有主」式的復仇,而是「報復社會」,把整個社會當作了他的敵人。這種漫無目的的報復行為,使所有人都可能成為被傷害對象,對普通民眾來說,意味著身邊隨時可能發生威脅生命安全的社會隱患。
對這類悲劇,只是泛泛地反思整個社會的責任,是難有根本改變的。既然政府承擔著社會資源分配和公共服務提供的責任,政府不僅是這類事件的反思對象,更應當成為減少這類事件發生的行動者。這意味著政府不僅要在這類事件發生後,做好救火隊長,還需要從源頭減少弱勢人群的被剝奪感。改革社會分配制度、提高勞動者收入、增加底層人群的社會保障、縮小貧富差距,雖不可能完全杜絕這類報復社會型犯罪,但至少能減少走向這條犯罪道路的可能人群。
分配不公、物價瘋漲、社會保障的不完備,已讓底層民眾長期處在生活重壓中,如果對民眾的訴求只採取壓制方式管理,等於在無限地增 加可能爆發極端暴力犯罪的人群。只有改革分配制度、加強社會保障,真正幫助弱勢人群解決民生難題,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權,維護所有人的人格尊嚴,才能真正釋放積壓在底層民眾心中的不良情緒,使他們對未來重緩解很多人對社會的仇視感。政府官員應當明白,只有善治才改變社會,只有維護了社會的公平正義,才能真正減少報復社會型的犯罪行為。
健全法制、保障人權,保證民眾和訴求有合法途徑得到回應與解決,對減少報復型犯罪極為重要。法律是社會公正的底線,當民眾對法律極寄託希望時,極端者也可能會變得理智,但如果對法律完全沒了信心,理智者也可能變得極端而衝動。當社會中有法不依、違法不究、以權壓法、執法犯法的現象越來越來越多時,加劇社會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大。
地方政府與司法機關對民眾合理的訴求要盡快解決,對不合理的訴求,也需做好心理引導工作,使之轉化為一種社會間的良性互動,避免製造民眾與政府或司法部面的敵對情緒。如果社會底層人群,有了較通暢的訴求表達渠道,而不是總處在被社會歧視的位置社,如果民眾的後法權益受到侵害,能極時得到法律和社會的救助,這類可能爆發報復型犯罪的人群也會大大減少。
社會轉型讓越來越多的人,失去了「單位」庇護,又極難感受到來自社會或社區的關懷,這也是導致報復社會型犯罪增多的原因。分析這些犯罪者的狀態,大多生活極為孤獨和隔絕社的心理中,缺乏來自朋友、同事和家人的關心。個人心理的隔絕、壓抑,極易扭曲一個人的心靈,讓人失去理性。只有主動培育更多的社會自治組織,才有助於提高公民個人的自治能力。
一方面這類社會團體或組織,可以讓很多沒有職業或生活保障的民眾,獲得心靈歸屬感,另一方面,這類社會組織能增加個人與社會對話的機會,或成為這些沒有話語權的底層民眾的代言人,同時成為協調各類社會矛盾的中間機構,這都是化解報復社會型犯罪、舒緩民眾情緒極為重要的社會機制。只有這樣,才能讓更多孤獨的心靈,通過與社會組織及他人的對話、協商與合作,從仇視社會的角色中走出來。培育各類有自治能力的社會組織,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需要,也能減少政府治理成本,減少民眾與政府間直接對抗的可能,達到民眾與社會的自治。
社會就像一個迷宮,總會有誤入歧途的人,尤其對未來的路線圖變得模糊時,誤入歧途者會更多。如果全社會對弱者他失敗者,多一些溫情,少一些冷漠,多一些關懷和救助,少一些歧視與傷害,社會中也就會少一份暴戾之氣,少一些誤入歧途的人。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報復社會犯罪的受害者,這種血淚悲劇其實是在警醒每一個中國人。對普通民眾來說,善待生活中遇到的弱者,對制度來說,保證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,對政府與司法來說,確保社會的公平正義,這些都能減少報復社會型犯罪的可能。
民意表達與訴求渠道暢通,才能減少社會戾氣;底層民眾的生活有基本保障,整個社會才能平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