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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之爭，不是中國與拜登、特朗普之爭，不能簡化為個人政治。美國總統制背後是兩黨和黨外一、二百年積累下來的精英與體制。總統權大，一是因人而異；二是主要流於最後決策，決策時的取捨已有規限；三是決策亦有反覆。精英們，包括既得利益的政治游說集團、總統等選舉人物背後的金主，都可以介入影響決策和它們的執行。黨派政權輪替也會引發政策的大變。典型的例子是列根，他主要是台前拉票的公關標誌，不是定謀策者，總統近乎虛位。拜登老邁，相信不少用總統名義的決策不經他手，用的是機械筆簽署政策和法案。
但是近代，共和黨從小布殊開始，便有一股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興起，影響美國的外交戰略。美國侵略伊拉克是一大轉折，小布殊有一定的作用，但主要是他重用新保守主義的人物掌政。特朗普上台亦有新保守主義的襄助，只是他走向民粹主義。但即使如此，他的得勢也吸引不少政治意識形態群體的支持、拉攏，企圖通過他的政府落實更大的政治與社會改造，例如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米蘭的理論和改革主張，包括所謂海湖莊園協議，和傳統基金會的2025年計劃等。
特朗普第一任任人唯親，以家人和金主為主，政策粗疏混亂。第二任表面變化不大，但背後的智囊機構與人物大增，反映出他開始被美國的精英及建制視作改革的主力，他的民粹主義與跟隨者成為美國政治主流，因而各方相近主張的勢力爭相加入他的陣營。一如他第一任期間人事上的轉變，第二任亦會一樣，可以反映他在政策的修訂、改善。
特朗普政府的特色是他個人把持大局，以他個人作為政治選舉的標誌與支持，因此可以獨斷獨行，少受政黨及政治建制的約束，容易隨民意選情來轉變政策，這會導致特朗普的政策不斷在修正改進。相對於民主黨建制的意識形態僵化，共和黨從小布殊開始的轉變，會因特朗普更進一步發展，也更切合美國的問題與利益，可挾民意把新政策推行。
中國與特朗普之爭，一是並非單對付特朗普個人便可；二是即使貿易戰、關稅戰中國勝利，也不代表特朗普的失敗，他還有整個美國精英作為後盾，還有美國龐大的資源。一、兩場戰役勝利，不代表美國便敗了，中國便勝了。戰爭只是剛開始，且超越特朗普個人。
